高屹：一个从省府副秘书长转任的“经济学者型”书记，如何用“五链融合”回答“增速靠前、总量靠后”的衢州命题

关键词： 衢州市委书记；履职画像；追赶逻辑；五链融合；工业强市产业兴市；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缩小三大差距

一、决策场景：2026年3月10日，江山市的一天

2026年3月10日，衢州市委书记高屹用一天时间赴江山市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一季度“开门红”工作。他跑了五个点：伦宝管业、娃哈哈饮料、亿正电工、安贝实业、菁棠门业，最后到峡口镇枫石村看三卿口古瓷村开发利用和文旅融合。

这个行程的构成值得拆解。四个工业企业加一个文旅村庄，工业占了绝大多数。高屹在调研中说的核心句子是：“一手抓重大项目招引、一手抓传统产业提升，全力推动‘工业强市、产业兴市’实现整体跃升。” 他把“招引”和“提升”并置，没有偏废任何一方。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企业现场强调的助企机制：“用足用好‘企呼我应’、限时快响等助企服务机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多渠道了解企业诉求，分级分类分层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更好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是营商环境的标准表述，但高屹把它嵌入了“五链融合”的框架中。服务链是五链之一，它的功能不是孤立的“做好服务”，而是保障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能够协同运转的底层条件。

2026年10月19日，市委季度工作会议套开“五链融合”第十四次工作例会。第十四次，意味着这个机制从2022年底建立以来，已经运转了近四年，频率大约是一个季度一次。一个持续运转四年的例会机制，比任何一次调研都更能说明“五链融合”在高屹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它不是口号，是常规化的治理工具。

二、核心论断

高屹的决策逻辑可以概括为：用“追赶者”的清醒定位，把衢州“增速靠前、总量靠后”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五链融合”的产业生态构建——以产业链为龙头，以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为支撑，以服务链为保障，不追求单一维度的规模扩张，而是追求“引得进、带不走、压不垮、长得大”的系统韧性。

他不是那种用“大项目”制造短期数据的书记，也不是那种把“增速领先”当作政绩终点的书记。他的判断是：衢州的增速优势如果不能转化为产业生态的厚度，就只是周期性的波动。追赶的真正含义不是“跑得比谁快”，而是“跑出来的东西留得住”。

这个判断有一个履历根源。高屹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长期在宁波市委政研室、湖州南浔、省政府副秘书长等岗位上工作，经历过从政策研究到区县主政再到省级协调的完整训练。他的决策语言偏向结构分析而非项目清单。“五链融合”是一个结构性的框架，而非一系列具体的招商政策。这说明他的治理重心在于改变产业生长的土壤，而非直接播种。

三、履职画像：一个“政策研究出身”的经济学者型书记

（一）完整履历

高屹，男，汉族，1970年9月生，籍贯安徽含山，出生地浙江余姚，1989年12月入党，1991年8月参加工作，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宁波时期（起步至2002年）。 宁波市青少年宫、共青团宁波市委工作。1993年3月进入宁波市委办公厅，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秘书一处副处长。2000年3月任宁波市委政研室二处副处长，后任一处副处长、三处处长。

嵊州与湖州时期（2002-2018年）。 2002年12月任嵊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正处级）。2004年9月任湖州市南浔区委副书记，2006年1月当选区长，2010年8月任区委书记。2012年2月任湖州市委常委、秘书长，2017年4月任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省级机关时期（2018-2021年）。 2018年6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衢州时期（2021至今）。 2021年6月任衢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21年8月当选市长。2022年3月任衢州市委书记。2022年12月当选衢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共二十大代表。

（二）履历的结构性含义

第一，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的训练，塑造了“结构分析”的决策偏好。 高屹在复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95-1999年在职学习），这段学术训练的核心不是“记住经济规律”，而是学会用结构性的框架去拆解经济现象。“五链融合”正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框架：它不告诉你“该招什么项目”，而是告诉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需要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个框架与衢州的产业现实高度匹配。衢州2022年7月首次提出“五链”融合，2022年12月出台《关于推进“五链”融合深化工业强市战略实施意见》。从提出到制度化，只用了五个月。这个速度说明框架在提出时就已经有较高的成熟度，而非边做边改。高屹在宁波市委政研室工作了近十年（1993-2002），政策研究的训练让他习惯在行动之前把框架想清楚。

第二，湖州南浔的八年（2004-2012）是唯一一段完整的区县主政经历，它提供了“框架如何落地”的体感。 南浔是湖州的传统产业区（木业、电梯、电磁线），高屹从副书记做到区长再到区委书记，经历了从“执行”到“主政”的完整周期。这段经历让他知道：一个市级框架到区县层面会被如何解读、哪些环节会卡住、哪些部门会推诿。“五链融合”在衢州的落地之所以有具体的抓手（产业协会、科创平台、基金招商、企呼我应），可能正是因为高屹在南浔经历过“政策从文件到地面”的完整链条。

第三，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三年（2018-2021）训练的是“省级资源如何争取”。 衢州作为追赶型城市，市级财政能力有限，必须依赖省级资源。高屹在省政府副秘书长任上熟悉了省级部门的运作逻辑和资金分配规则。到衢州后，他提出的“用好省‘三分’机制和市‘四大办’统筹协调机制”“力争省‘千项万亿’项目投资完成率在全省‘保三争一’”，都是省级视野在市级层面的应用。2026年上半年，衢州下属的衢江、江山、常山三地均获省投资“赛马”激励，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超过60亿元。一个追赶型城市能在省级资源竞争中拿到这个成绩，与书记对省级规则的熟悉程度直接相关。

潜在盲区：经济学框架与县域执行之间的落差。 “五链融合”在市级层面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框架，但衢州的产业落地最终发生在县一级（江山、龙游、常山、开化、柯城、衢江）。高屹的履历中，地方主政经验集中在湖州南浔（区级）和衢州（市级），缺少在“县域”层面直接操作的经验。框架在县级层面需要被翻译成具体的动作。2026年10月龙游调研中他强调的“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是在试图把市级框架下沉到镇域。但这个下沉的深度，需要更长时间检验。如果县级层面只是把“五链融合”当作文件转发，而非真正改变资源配置的逻辑，框架就会停留在市级。

四、约束分析

制度约束。 衢州是浙江的“追赶型”城市。2025年GDP 2401.63亿元，在浙江11个地市中排第九。2026年前三季度GDP 1851.69亿元，增长6.0%，增速高于全省0.4个百分点。这个“增速靠前、总量靠后”的结构，构成了高屹决策的核心约束：不能为了增速牺牲质量，也不能为了质量放慢速度。 追赶需要速度，但追赶型城市的脆弱性在于：速度一旦放缓，与前面的差距会拉大，与后面的追兵会缩小。

高屹的应对方式是把“五链融合”作为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器。产业链提供速度（项目落地、产值增长），创新链和人才链提供质量（技术升级、人才集聚）。2026年前三季度，衢州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9.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长44.7%，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增长58.2%，远高于规上工业8.8%的增速。这说明“五链融合”在结构上产生了效果：新兴方向在加速，而非传统产业在独撑增长。

资源约束。 衢州的财政能力有限。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10亿元，在浙江地市中处于中下游。高屹不能用大规模财政补贴来招商，必须用杠杆工具。2026年衢州的目标是基金规模突破120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2200亿元以上。用1200亿的基金撬动2200亿的社会资本，杠杆率接近1:2。 这个杠杆率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基金的投资回报和项目的实际落地率。如果基金投出去的项目没有产生预期的产值和税收，杠杆就会变成负担。

竞争约束。 衢州是四省边际城市，与江西、福建、安徽的地市在产业转移和要素成本上直接竞争。高屹的“五链融合”中，“服务链”被放在保障位置，指向的正是营商环境竞争：衢州给不了杭州的科创资源、宁波的港口条件，但可以给企业更低的制度成本。江山调研中他强调的“企呼我应、限时快响”，是对这个竞争压力的直接回应。2024年，六大产业链产业协会累计促成企业问题解决289个，解决率达到96.3%，并将55项单个问题解决做法固化为工作机制。把“解决一个问题”变成“建立一项制度”，是服务链从“救火”升级为“防火”的关键。

前任约束。 衢州的“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和六大标志性产业链布局，有前任的积累。高屹的贡献在于把分散的产业链政策整合为“五链融合”的系统框架。2022年12月建立“五链”融合工作体系之前，衢州的产业政策更多是“一条链一条链地抓”；之后，变成了“五条链一起转”。这个转变的决策含义是：从“抓产业”升级为“抓产业生态”。

五、决策拆解

切口一：“五链融合”为什么在中央“四链”之外加了“服务链”？

高屹在2025年2月接受《解放日报》专访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直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我们在中央‘四链’融合的基础上，立足衢州良好的营商环境，特别加上了服务链。”

他给出的理由同样直接：“衢州与发达地区相比，在产业基础、人才科创、资本支撑等方面都有所不足，靠任何一条链去单打独斗，都没有胜算。从衢州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每个单独链条，融起来仍有难度，服务链加入其中，就是为了更好实现有效串联。”

这段话的决策含义需要放在追赶型城市的处境中理解。杭州的“四链融合”有天然优势：产业链有阿里和数字经济生态，创新链有浙大和之江实验室，人才链有每年数十万流入的年轻人，资金链有全省最密集的风险资本。四条链各自都有足够的厚度，融合是“锦上添花”。衢州的情况相反：产业链在增长但体量小，创新链缺高能级平台，人才链受限于城市能级，资金链靠政府基金撬动。四条链单独拿出来，每一条都不够强。 高屹加“服务链”，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前提下，找一个政府最能直接发力、也最能降低其他四链交易成本的环节。

“企呼我应”是这个逻辑的具体载体。高屹在专访中描述了它的功能：“以前，企业遇到问题找书记、找市长，现在，大家联系这个平台，平台帮忙解决，实现‘不找书记找机制、不找关系找平台’的转变。”机制运行以来，累计归集涉企问题诉求1.6万余个，办结率和满意率均在99%以上。限时办结规则是：到营商办5个工作日内反馈，疑难问题提交市领导后1个月内答复。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无感享受”，平台自动抓取数据、匹配政策，补贴直接到账。

这个设计的核心不是“服务态度好”，而是把服务从“依赖人的效率”转变为“依赖系统的效率”。在追赶型城市，政府资源有限，书记的注意力更有限。如果每一家企业的问题都需要书记亲自协调，服务的天花板就是书记的时间。高屹的“企呼我应”是在用制度化的平台，替代个人化的协调。

切口二：“五链融合”的例会机制：第十四次意味着什么

2026年10月19日，市委季度工作会议套开“五链”融合第十四次工作例会。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决策信号。

高屹在2025年2月的专访中说“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五链’融合推进会，目前已经开了8次”。从8次到14次，大约又过了一年半。一个持续运转近四年、频率稳定的例会机制，说明“五链融合”不是阶段性运动，而是衢州产业治理的常规操作系统。

例会的内容也值得拆解。2024年8月的第七次例会上，会议通报了“融指数”、星级评价情况，汇报了融合场景和通用模板、六大产业链“发榜”问题清单。“融指数”是一个量化工具，用来衡量五条链之间的融合程度。六大产业链“发榜”问题清单，意味着每条链的堵点被公开列出、责任到人。

这套机制的设计逻辑与高屹的政策研究背景一致：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个案处理，而是“设计指标—定期评估—系统修正”的循环。 “融指数”让融合程度可量化，星级评价让区县和部门之间有比较，“发榜”让问题从隐性变为显性。一个追赶型城市最怕的是“问题被掩盖”，因为掩盖问题不会影响短期数据，但会在长期积累结构性风险。高屹的例会机制，是在用定期公开的评估来对抗这种倾向。

切口三：“以投促引”与基金招商的杠杆逻辑

高屹在专访中把“以投促引”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各地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地方要加快发展，道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抓项目、抓投资。现在各地对高质量项目的争夺非常激烈，招商引资必须要有新思路、新办法，产业资本招商就是衢州……”

衢州的基金招商不是“政府出钱补贴企业”，而是“政府做LP（有限合伙人），撬动社会资本一起投”。2026年的目标是基金规模突破120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2200亿元以上。智造新城的数据提供了操作层面的验证：1至5月，通过基金招商落地项目40个，投资额约占所有招引项目总投资的87%。

87%这个比例需要谨慎解读。它说明基金招商是当前项目落地的主渠道，但也意味着衢州的招商高度依赖资本运作能力，而非土地、税收等传统优惠。这个选择对追赶型城市是合理的：衢州的财政给不出比杭州宁波更大的补贴，但基金招商的杠杆效应可以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数倍的社会资本。风险在于，基金投出去的项目如果回报不及预期，杠杆就会变成财政负担。高屹在专访中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他强调的是“滚雪球”效应：投出一个成功项目，基金有了回报，可以投下一个；同时成功项目本身会产生税收和就业，形成正循环。

切口四：从“工业强市”到“缩差共富”的双线并行

2026年7月29日，高屹赴衢江区、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在调研中强调“兴村的关键是产业”，要求“以产业为纽带、以重点村为节点推进片区组团发展”。

这次调研与“五链融合”的产业逻辑是同一套方法论的延伸。在工业领域，高屹用“五链融合”把分散的产业要素整合起来；在共富领域，他用“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把分散的乡村资源整合起来。两者的共同点是拒绝“撒胡椒面”式的分散投入，追求要素的集聚和协同。

衢州2026年前三季度的城乡收入数据提供了验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36元，增长4.6%；农村居民31150元，增长5.9%。城乡收入比缩小到1.738，比上年同期下降0.022。这个降幅不大，但方向是正确的。在追赶型城市，共富的难点不是“城市不够富”，而是“农村太分散”。片区组团发展、强村带弱村、龙头企业带动“一县一业”，都是在试图用产业的组织化来对抗乡村的分散化。

六、案例验证

验证一：2026年前三季度数据的结构性含义。

衢州市统计局数据：前三季度GDP 1851.69亿元，增长6.0%，高于全省0.4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新兴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长49.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长44.7%，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增长58.2%。

这组数据的核心信号是：衢州的增长动力在向新兴产业集中，而非依赖传统产业的存量扩张。 计算机通信设备58.2%的增速，与智造新城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招商直接相关。德承记半导体设备项目落地，是“五链融合”在项目层面的具体产出。但需要警惕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下降12.8%，扣除房地产后下降2.6%。投资总量在收缩，工业投资下降1.8%，只有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9.5%。投资的收缩与产出的增长同时出现，说明当前的增长更多来自前期投资项目的投产释放，而非新增投资的即时拉动。 如果投资收缩持续，2027年的增长动力可能减弱。

验证二：智造新城“基金招商”的落地率。

1至5月，智造新城通过基金招商落地项目40个，投资额占招引项目总投资的87%。新招引亿元以上项目57个，协议总投资708.79亿元。这个数据说明基金招商是当前项目落地的主渠道，而非辅助手段。但“签约”到“投产”之间还有距离。德承记项目“开工建设”是正面信号，但基金招商的整体投产率、达产率，公开数据没有披露。这是判断“以投促引”是否真正产生产业效果的关键缺口。

验证三：江山“一县一业”的产业带动。

江山市输配电产业是衢州“一县一业”的样本。浙江天际互感器作为龙头企业，被高屹在缩差调研中专门考察。江山2026年在建重点项目162个，17个省“千项万亿”项目前7个月投资完成率89%，新建项目开工率100%。这个数据说明江山在项目推进上是有效的，但“一县一业”的核心问题不是“项目多不多”，而是“龙头企业能否带动产业集群”。天际互感器作为输配电龙头，其本地配套率、对中小企业的带动效应，公开数据没有拆分。如果龙头企业的供应链主要在外地，“一县一业”的本地根植性就有限。

七、对比分析

与金华朱重烈的比较：两种“追赶/开放”的路径。

金华的问题是“强县弱市”，朱重烈的策略是用义乌的开放势能带动全域。衢州的问题是“总量靠后”，高屹的策略是用“五链融合”构建产业生态。两者的共同点是承认自己的约束，不在约束之外做决策。朱重烈不跟义乌争知名度，高屹不跟杭州宁波拼研发资源。但两者的风险不同：朱重烈的风险是“义乌依赖”，高屹的风险是“基金依赖”。基金招商的杠杆效应在项目落地阶段有效，但在项目失败时，杠杆会反向放大财政压力。

与绍兴施惠芳的比较：两种“制度化”的侧重点。

施惠芳的“166”聚焦营商环境，核心是“让企业办事快”。高屹的“五链融合”和“企呼我应”也涉及营商环境，但它的核心是“让产业要素聚起来”。施惠芳解决的是“存量企业愿不愿意投”，高屹解决的是“增量产业能不能长出来”。绍兴的万亿冲刺需要速度，衢州的追赶需要厚度。两者的工具选择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判断：在浙江的地市竞争中，单纯靠政策优惠已经不够，必须靠制度化的系统能力。

与省委书记王浩的互动：从“创新生态”到“五链融合”。

王浩2026年的核心抓手是“创新生态”和“教科人一体化”。高屹的“五链融合”中，创新链和人才链直接对应省委的框架，但“五链融合”比“创新生态”更宽：它还包括产业链、资金链、服务链。高屹的框架是对省委“创新生态”的扩展而非复制：省委强调“创新”，衢州强调“融合”。对于追赶型城市，单抓创新链不够，因为创新的产出需要产业链来承接、资金链来催化、服务链来保障。高屹的“五链”是在省委框架内，做了一件衢州更需要的事。

八、可迁移框架

“追赶型城市”的产业生态框架：

第一步：承认“单链不够强”，用融合替代单点突破。 追赶型城市的每一条链单独拿出来都拼不过发达地区。高屹加“服务链”的逻辑是：政府最能直接发力的环节，不是产业链（那是市场的事）、不是创新链（那是高校和平台的事），而是服务链。服务链的功能是降低其他四链之间的交易成本。对于资源有限的追赶型城市，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切口。

第二步：用“可量化的融合指标”替代“定性的工作汇报”。 “融指数”和星级评价的功能是让“融合”这个抽象概念变得可考核。追赶型城市最怕的是“工作做了但说不清效果”，量化指标让效果可见、可比较、可改进。但指标设计需要警惕：如果“融指数”只衡量“活动次数”而非“实际效果”，它就会变成新的形式主义。

第三步：用“基金招商”的杠杆替代“财政补贴”的消耗。 追赶型城市的财政能力有限，直接补贴拼不过发达地区。基金招商的逻辑是用政府资金做LP，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杠杆率越高，财政压力越小，但风险也越集中。关键在于项目的筛选能力：基金投什么、不投什么，决定了杠杆是“滚雪球”还是“滚债务”。高屹的“五链融合”中，资金链的牵头单位是衢控集团，专业投资机构的参与是降低筛选风险的关键。

第四步：把“缩差共富”嵌入产业逻辑，而非作为独立任务。 高屹在缩差调研中强调“兴村的关键是产业”“龙头企业带动一县一业”。这个逻辑与“五链融合”一致：共富不是靠转移支付，是靠产业的根植性和带动性。对于追赶型城市，共富与增长不是取舍关系，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没有产业增长，共富没有来源；没有共富导向，增长没有合法性。

九、判断清单

1. 他的“融合”是否有可量化的检验标准？ “融指数”和星级评价是机制层面的设计。检验点：2027年“融指数”的提升是否伴随着产业链产值的实际增长，而非仅仅是会议次数和活动数量的增加。

2. “企呼我应”的99%办结率背后，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否在下降？ 办结率高说明响应快，但不说明问题少。如果企业反复提交同类问题（如用地、能耗、融资），说明系统性问题没有解决。检验点：2027年涉企问题的总量是否在下降，重复投诉率是否在下降。

3. 基金招商的杠杆是否可持续？ 1至5月基金招商占招引项目投资的87%。检验点：已投项目的投产率、达产率、基金回报率。如果基金投出的项目大面积延迟或失败，杠杆就会反向作用。

4. “一县一业”的龙头企业是否真正带动了本地集群？ 江山输配电、龙游碳基纸基新材料、柯城光电半导体是“一县一业”的样本。检验点：龙头企业的本地配套率是否在提升，而非仅仅产值在增长。

5. 追赶的“厚度”是否在积累？ 高技术制造业49.0%的增速是正面信号，但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8%是警示。检验点：2027年投资是否恢复增长，以及恢复增长的动力是来自民间投资还是政府主导的基金招商。如果只有基金招商在拉动，市场的自发性就仍然不足。

信息来源说明： 本文引用的高屹专访内容（“四链”加服务链、企呼我应机制、基金招商）来自绿色中国转载《解放日报》2025年2月专访。2026年前三季度GDP、规上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数据来自衢州市统计局。10月19日季度工作会议和“五链融合”第十四次例会信息来自衢州市政府官网。7月29日缩差调研内容来自衢州市政府官网。智造新城基金招商和项目数据来自浙江开发区官网。江山重点项目数据来自江山市人民政府官网。城乡收入数据来自China Daily转引衢州统计局。2024年8月第七次例会内容来自衢州市政府官网。信息缺口： 衢州2026年全年GDP数据尚未发布。“五链融合”中六大产业链的完整产值数据在搜索结果中未披露。基金已投项目的投产率和回报率未公开。“一县一业”龙头企业的本地配套率未公开。正式发表前建议补充上述信息。